自200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每年根据全国2000多个县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从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对县域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进行测算，根据测算和统计结果，每年公布综合发展指数前100位的县以及重要单项指标前100位的县，此即百强县。如无意外，一年一度的全国百强县名单又将于不久后公布，围绕百强县的话题也必将成为年末岁首众多媒体及地方政府的热议话题之一。

“郡县治，天下安”——发展县域经济是历朝历代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命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壮大县域经济”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部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扶持县域经济发展，注重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壮大县域经济”的重点任务。近年来，全国各县（市）结合自身特色，奋发图强、锐意改革，县域经济总体规模不断增加，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壮大。目前，我国县域占据了全国95%的国土面积、3/4的人口、六成的经济总量、1/3的市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实际利用外资以及1/4的财政收入，县域经济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在全国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洪流中，百强县以其更高的发展水平、更快的发展速度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我国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典型代表，也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一个亮丽板块。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资料，近年来百强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上呈现出四个突出特点，这四个特点也是百强县最为典型的标志性形象：一是百强县综合经济实力连年增强，在全部县域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2000-2005年间，百强县的GDP总量增长了1.5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了2倍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增长了1.3倍，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5倍多。百强县以全部县域8%左右的人口，在仅占全部县域1.3%的行政区域面积上，创造了全部县域1/4强的地区生产总值、1/3强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5强的消费、1/4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各类经济要素呈现出高度集中的基本态势。二是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县域。2005年，百强县与其他县域相比，人均GDP高出2.4倍，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高出2.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近1倍，城镇在岗职工人均工资水平高出43%。如果以人均GDP衡量，十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京、津、沪以及江、浙、粤等省市的平均水平，生活条件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三是民营经济高度发达，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企业和著名品牌。百强县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并表现出实力越强的县域民营经济比例越高的基本特点。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百强县一般都确立了自己的强势产业，从农产品加工业到制造业，从普通工业到高科技产业，百强县根据自身条件，形成了颇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产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和著名品牌。四是在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百强县是我国县域中最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优秀代表，改革开放以来，百强县凭借独特的政策、区位和资源优势，在扩大开放、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方面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并成功创造出“昆山之路”、“顺德制造”、“张家港精神”、“江阴板块”等标志性发展模式。近年来，百强县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为壮大我国县域经济积累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

综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百强县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广大县域发展的前进方向，其榜样和标杆的意义不可磨灭。但透过百强县的繁华胜景，我们仍可以窥其存在的几个隐忧，也只有彻底消除这些隐忧才能真正实现百强县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是百强县空间分布的极端不平衡。与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一致，百强县在空间分布上也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性，即在空间上呈现出高度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的特点。自百强县评比以来，浙江、江苏、山东、广东一直占据了70个左右的席位，其他30个左右的百强县分散在东、中、西部的十几个省份中。以2005年为例，百强县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分别是92个、6个和2个。县域作为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系统的中间纽带，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全面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等方面具有巨大作用。百强县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衡，加剧了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导致生产要素向东部发达地区的集中，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差距的拉大。

二是百强县普遍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强制约性。从发展模式来看，我国的百强县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凭借相对优越的区位和改革开放之先的政策优势，依靠大规模的出口加工贸易、民营经济和专业化市场等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类县在百强县中占了绝大多数，比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百强县基本是以这种模式起步的；第二类是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通过资源开采、加工发展起步的，比如中西部地区的百强县基本是以这种模式起步的。无论是哪类发展模式，经历了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其要素资源的强约束性、环境容量的饱和性已基本显现出来。当前，百强县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土地、水、电、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短缺的“成长的烦恼”。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十强县的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程度超过2/3。同样，在环境方面，虽然近年来百强县下了很大功夫，但环境质量优化仍面临巨大压力。近年来，因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的山体崩裂、地表沉陷、水源渗漏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今年太湖、巢湖等水污染事件也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环境污染正成为影响百强县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三是百强县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如前所述，我国大多数百强县是靠工业立县起家的，随着资源约束性的增强以及贸易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百强县普遍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之初的那种土地无偿（或低价）出让以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如何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内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已成为百强县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命题。目前，大多数百强县的产业结构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经济类型单一、产业层次偏低、企业规模偏小、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二是与我国大中型发达城市以及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相比，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为此，一方面，必须积极发挥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作用，抓紧淘汰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加快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要紧紧依托工业化、城镇化的和谐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

四是百强县城乡差距依然较大。近年来，百强县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开展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据有关资料，即使是城乡发展协调程度较高的浙江，其百强县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仍大致是农村居民的2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也只有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一半左右。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相比，不少百强县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规范，保障标准较低，保障范围较为狭窄。特别对于未在各类企业中就业的农村居民来说，加入医保、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较为困难，失业救济更从无谈起，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与此同时，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问题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城镇建成区基础设施、绿化美化水平明显提高，但是农村地区建设规划和环境改善仍较为滞后。此外，由于分配环节的畸形扭曲，不少百强县在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当地多数百姓还难以真正获益，打工不经济、财（政）强民不富、因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灾难严重以及“既是百强县也是扶贫县”等怪现象也还客观存在，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仍任重而道远。

除上述隐忧之外，不少百强县在发展中还未将科学发展观很好地落实到实处，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象还客观存在，大多数县级政府仍把主要精力放在项目推进、招商引资上。受观念的影响，大多数百强县经济发展还缺乏科学统筹的规划，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同时，受体制、机制的制约，百强县发展的总体环境和管理水平也有待进一步优化。

百强县的评比无疑为全社会展示了县域发展的精英团队，但一定程度上也客观加剧了县域发展唯指标是从的取向，为此百强县的评价指标和宣传方式如何更科学值得深思。事实上，任何一个县域发展经济的初衷决不是为了追求一堆数字，其本质都应该是为了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让人们有更好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空间。倘若以富民为第一要务，中国的百强县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以此文与百强县共勉，真心祝愿百强县不仅看起来很美，而且要由表及里地焕发魅力。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 博士 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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