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公认的改革典型，浙江的唯一试点义乌成为“全国权力最大县”；而江苏———1980年代初“市管县”改革先行者，也日渐拉开“省管县”改革大幕。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再度升温，江浙两省在以“强县扩权”为基本特征的“省管县”体制改革上的探索继续提速。
占据长三角经济半壁江山的县域经济，是民企大省江苏、浙江的活力之源。资料显示，截至去年，浙江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全国平均值的2.38倍，为全国各省区之最；江苏县域平均地区生产总值149.2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8.5亿，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强县扩权”改革应在长三角率先突破，并必将成为长三角经济再创新辉煌的重要路径选择。
浙江 渐次深入 义乌，隶属浙江金华市，全球最大小商品批发市场，一座闪耀的明星城市。而今年以来，义乌广受关注更多地与一项改革相关。
去年11月14日，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向义乌市政府“放权”。这意味着，一直被视作“省管县”体制改革典型的浙江省，在“强县扩权”道路上又迈出一大步，此轮改革的唯一试点———义乌因此成为“全国权力最大县”。
浙江省域面积在全国排倒数第三，却是当之无愧的县域经济大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义乌小商品、绍兴轻纺、嵊州领带、永康小五金等极富特色的县域经济遍地开花，贡献了全省70%的经济总量，使该省“百强县”数量连续多年冠居全国。观察者认为，浙江县域经济兴盛与“省管县”改革密不可分，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浙江的“秘密武器”。
1992年，浙江出台政策，对萧山、余杭、鄞县等13个市（县）下放部分经济管理权限，主要包括扩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权、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等4项；1997年，省政府同意萧山、余杭享受地级市部分经济管理权限，涉及固定资产投资审批管理权限等11项；2002年，浙江将本属地级市的313项经济管理权限下放萧山、义乌等20个县（市、区），涵盖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使其与地级市享有几乎同等的经济管理权限。
浙江“省管县”改革先行的结果是，2002年开始，广东、吉林等10多个省份纷纷试行向强县扩权。但推进的广度与深度均无法与浙江比拟。
在全国瞩目的背景下，在义乌打响的浙江“强县扩权”第四枪，似乎更为响亮。根据文件，以“依法规范、能放则放”为原则的新一轮扩权主要包括两大方面：进一步向义乌“放权”，使其新增472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允许调整和完善有关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甚至在一向比较敏感的党政干部激励机制方面开了口子，“义乌市现行领导干部管理体制不变，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可以采取适当方式高配”。
其实，与义乌一样感觉“衣服太小”的浙江其他县市亦跃跃欲试。令它们充满期待的是，文件最后强调，“在义乌试点成功后，浙江将比照义乌，适时扩权到所有经济强县。”
江苏 大幕初启 今年5月26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经济体制改革“十一五”规划》，其中两段文字尤为引人关注———“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积极稳妥地开展扩权强县改革，进一步扩大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这是江苏“省管县”体制改革亮出的最新基调。
2005年岁末，江苏省委发布《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制定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县域城市化进程，有条件的县城向中等城市发展。赋予县级政府更大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实行省直接对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外界意识到，江苏“省管县”体制改革已蓄势待发。
与其他省份相比，江苏破题“省管县”体制改革意味更为深远。1982年，中共中央发文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其初衷是发挥城市经济中心的功能、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而江苏正是先行者之一。通过“市管县”的制度安排，江苏工业经济得以迅速向农村辐射，为“苏南模式”的形成和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保障。
时过境迁。如今，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市管县”体制已备受诟病。江苏“省管县”改革课题组牵头人孙学玉曾向早报记者表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以“权力到哪里，经济运行到哪里”而诞生的“市管县”模式正逐步失去权力中心的功能。更有专家直言，“市管县”导致“市刮县”，两者纠葛日积月累，已成为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高调启幕之后，去年7月，江苏省曾召开了一次有关“省管县”的内部会议。该省省委政策研究室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来自省辖市一级的压力很大”，会上提出的“下放几十大类、共400多条项目审批权和人事管理权”方案因此被搁置。
尽管如此，江苏“省管县”改革仍被寄予厚望。学界认为，由于江苏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改革的内容、效果会有所不同，江苏试验有望成为中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有益蓝本。
长三角 率先突破可期 改革开放30年来，体制变革曾一次次地成为推动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勇领潮头的坚定力量。今天，当这一地区的新一轮发展冲动要求突破区域限制时，政府“放权”已如顺水之舟。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教授认为，该省自上而下的“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因，亦可理解为民资的发展冲动。“浙江第四轮"省管县"改革独选义乌，正是因为义乌民营经济发展迅速，蕴藏矛盾最为突出。”他说，义乌经济总量实际早已超过金华，但由于权力限制，义乌在公检法、海关、检验检疫、外汇管理、银行设立等方面受到多重约束，“就像大人还穿着小孩的衣服”。
“实践证明，"市管县"体制在长三角地区，已是一种不利于要素优化配置、不利于城市化进程、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的体制。”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市和县都是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主体，但在当前互相具有管辖和被管辖关系情况下，在相当大程度上扭曲了竞争关系。即使是“省管县”改革最为深入的浙江，也难以彻底消除这种格局。
他认为，浙江接下去应当为“省管县”正名，理直气壮地优化行政区域层级关系。他建议，杭州等“较大市”应该像宁波一样，强化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同时，在不改变财政体制情况下，把下辖市改为区,不再出现“市领导市”的局面。另外，要根据人口、GDP、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等指标将若干经济强镇升格为市，由省直接管理。
“长三角应当在"省管县"体制改革上率先突破。”卓勇良说，长三角实现“省管县”体制后，可以减少中间层次，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县市自主权，提升县级经济活力，地级市和县（市）将真正成为竞争主体，拥有平等的合作机会，形成良性竞争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