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时值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可能成为又一轮思想解放和综合改革的先导。

　　“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负责改革的部门，自己也是改革的对象，这样会让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向本报记者表示，他已经向政协提出提案，建议设立直属中央的综合改革专门协调机构，来全面统筹协调各方面关系、推动改革的进行。

　　“体改办”重生？

　　迟福林的想法，其实已不是新鲜事物。1980年，为了综合统筹研究规划改革，中央决定成立体改办，1982年，体改办升格为体改委。体改委当时既要进行理论研究，又要制定改革规划，还要统筹协调各个部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初期一些大胆和重要的制度设计，如股份制、产权改革等，都出自这里。

　　此后一些研究和评论对于体改委的评价，皆认为这个部门的特点就是“超脱”。由于没有任何财政、人事和审批立项等功能，体改委可以跳出单个部门利益的束缚，来思考和规划改革。曾在体改委供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王飞欣曾表示，体改委当时的政绩，就是改革的成败。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市场化建设逐渐完善，1998年3月，国家体改委更名为体改办，降格为国务院办事机构，其有关企业管理审批的部分职能，移交给了国家经贸委。

　　2003年，在国务院机构调整中，体改办被并入发改委，其主要职能由发改委体改司承担。

　　但是不少经历过体改委时代的“老人”都表示，发改委自身作为一个利益部门，政策会有一定局限性，并且以体改司一个司之力，难以领导全国的综合改革工作。在中国新一轮全面改革中，可重新建立一个专门的、超脱于一般部门利益之上的体制改革机构。尤其在“十七大”结束、广东等省率先提出“思想解放”口号后，这种意见开始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局限性

　　迟福林表示，从去年的宏观调控和一些垄断行业部门改革来看，部门利益和局限性，已经成为改革很大的阻力。“从这次南方雪灾就可以看出，铁道作为一个垄断部门，其体制和实际需求还是有很大的矛盾。两会后即将公布的医改方案也是如此，由于涉及到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一定的利益牵涉，所以方案出台才会经历这么长时间的争论。”

　　另外一个制约改革深化的因素来自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迟福林表示，现在如果不能从体制上解决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协调，宏观调控很难推动。以土地为例，如果地方政府继续以土地出让金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那么中央的土地调控就很难落实。

　　“这些都是市场化改革到现在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已经超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迟福林说：“更重要的是，由于各个部门利益膨胀，对改革扭曲的机制正在形成，各个部门更加关注改革引发的利益关系调整而不是改革的效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因此，迟福林2004年和2006年两次参加国务院专家座谈会，都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这一想法：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以统筹协调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并由此进一步形成改革的共识和改革的合力，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